孙勇

我是一个音乐爱好者，八小时工作之外，时常弹弹吉他唱唱歌，自娱兼放松。在报社，我和一帮爱好音乐的同事结伴成立了一个器乐组，并担任组长。在其位就要谋其事，为了组织器乐组的伙伴们开展活动，工作之余，我不得不关注自己所在城市——深圳市音乐活动的消息，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带着大家去“嗨皮”一番。这一关注，就惊喜地发现，深圳的民间演唱会遍地开花，热度很高，而且呈现出越来越热的趋势。

4月份的一个周末之夜，我带着一群同事，去福田区一个布置得很有文艺范的微型音乐厅听演唱会。票是在大麦网上买的，65元一张。演唱会的舞台主角是一个不知名的乐队，共三人。演唱的曲目既有许巍、朴树、宋冬野等知名歌手的代表作，也有该乐队自己的原创作品。该乐队唱功不错，擅长与观众互动，气氛融洽，演出时间约有一个半小时。包括我和同事在内，到场的观众有近40人，人人有座位，现场观赏体验颇佳。演出结束后，同事们都意犹未尽，说这票买得值，以后有机会还要看！末了，他们好奇地问我是怎么知道有这种演唱会的。

说起来，我的这几位同事也是兼媒体从业者、音乐爱好者、深圳人这三种角色于一身，对社会信息的敏感度要高于公众的平均水平。尽管如此，他们对于深圳这两年的新变化——民间小型演唱会的勃兴，也懵然不觉。若不是我带头探班，并鼓动他们尝鲜，他们在深圳看民间小型演唱会的时间恐怕还要延后。

从去年年底到今天，我已经在深圳看了五场演唱会：一场是谭咏麟的，票价980元，举办地在深圳湾体育馆，现场人山人海，观众有三万多人；一场是盘尼西林乐队的，票价170元，举办地在一个中型音乐厅，现场观众有1000多人；另外三场，归于三个不知名乐队的名下，举办地在咖啡馆或微型音乐厅，票价从65元到80元不等，现场观众从10余人到40余人不等。貌似赶上了时髦的我，其实也是慢了两拍的后知后觉者与低温级别的演唱会发烧友——在这一轮自2023年年初兴起，迄今已席卷深圳的演唱会热潮中。

深圳是中国人口最年轻的超大城市。最新统计数据显示，深圳人的平均年龄为32.5岁，高于这个年龄的人，在深圳就有点偏老了。据我观察，深圳演唱会的观众中，绝大部分（大于80%）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。我是70后，那天晚上和我一起看演唱会的同事大多数也是70后，在深圳都属于高龄人群了，对新事物的敏感度和接纳度不如年轻人，所以就成了某些时髦浪潮的落伍者。对演唱会热潮的迟钝反应就是一个例子。

所以，当同事们好奇地问我是怎么知道有这种演唱会的，我这样回答：“多和年轻人打成一片，自然就知道了。”实际上，在我供职的报社，也有不少90后和00后，他们早就是音乐会的常客。有意思的是，报社年轻的同事和“高龄”的同事在一起时，往往只是开会探讨业务，对于八小时之外各自的休闲娱乐体验与心得却交流不多。这个隔膜的局面并非理想状态，今后，“高龄”的同事不妨主动向年轻的同事学习，拥抱时尚生活。

写到这里，要引用一下专业机构对于2023年中国演出经济的调研报告。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，2023年前三季度，国内的演出场次（其中，演唱会是绝对主角）达到34.24万场，票房收入315.41亿元，均已远远超过2019年全年的水平。演出经济是2023年的消费大热点。无论你身处演出频繁的北上深广，还是在新一线城市如郑州、成都、南京、西安等地，总能听到身边的人们谈论关于“演出”的话题。与此同时，年轻人也不再满足于只在本地观看演出，而是选择“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”。大牌歌手演唱会的门票常常一抢而空。曾经，音乐节等演出作为一种在小圈层中流行的文化，主要在大城市如北上广深等地流行。2023年以来，音乐节的热风已经吹到了三四线城市以及更下沉的市场，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感受到音乐现场的魅力。

演唱会之所以火爆，形成席卷全国的热潮，主要有三个原因：其一，疫情过后，演出市场成为释放年轻人情绪的敞口。其二，政策的大力扶持。2023年7月31日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《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》，其中第六、第七条明确指出，“丰富文旅消费，促进文娱体育会展消费”。与此相应，各地政府纷纷出台配套措施。这就为演唱会的大热建构好了政策空间。其三，消费的转移效应。年轻一代价值观更新，不婚、不育、不买房的年轻人越来越多，省却了婚育和房贷开支的年轻人，有条件转移支付，为演唱会这种能为自己提供情绪价值的消费品买单。

我个人觉得，对于普通市民而言，票价昂贵的演唱会可以不追（这类演唱会现场体验未必好），但是，那种票价在百元以下的演唱会，每年看几场，完全可以承受。小而言之，能满足自己的精神娱乐需求，大而言之，也算是为刺激消费、提振国民经济做贡献，何乐而不为？

走，一起看演唱会去吧！

（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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